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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坡人的博客:千里之遥,始于足下。

 
 
 

日志

 
 

胡应麟  

2014-09-15 14:20:33|  分类: 历史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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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1551-1602),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兰溪县城北隅人。是明朝著名学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他在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及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布衣一生,却广交天下,无论贵贱。深谙浙东学术之真谛,吸取宇内文章之精华,身处偃蹇而志坚若磐石,终为一代学术巨匠。代表作有《诗薮》。
本 名 胡应麟=别 称 少室山人=字 号 元瑞
所处时代 明朝=民族族群 汉族=出生地 兰溪
出生时间 1551=去世时间 1602
主要作品 诗薮=主要成就 创立“兴象风神”之观点
主要观念 秉承前后七子诗歌理论
目录1生平简介2代表作品3学术成就

? 诗学观念? 体格声调? 兴象风神? 二者关系

4藏书与研究? 著书立说? 小说史观? 辨书之法

5后世影响6专求意象

1生平简介编辑
胡应麟,父僖,历官刑部主事、湖广参议、云南佥事。5岁读书成诵,9岁从乡间塾师习经学,特爱古文辞。稍长,能撰各体诗篇。16岁入庠为秀才。明万历四年(1576)乡试中举。会试不第。曾随父北上南下,沿途吟咏,见者激赏。所交皆海内贤士豪杰。大司空朱衡过兰江,求与晤面,泊舟三日以待。应麟感而见之,赋《昆仑行》680言答谢。朱衡称之为“天下奇才”。时王世贞执词坛牛耳,对其推崇备至,列为暮年所交五子之一。世贞卒,乃入戏曲家汪道昆主持的白榆社。道昆卒,即主持词坛,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性孤介,厌薄荣利,自负甚高。晚年益肆力于学。于县城内思亲桥畔筑室号“二酉山房”,藏书4万余卷,专事著述。诗文主张复古模拟,后由重视格调转向于神韵。

2代表作品编辑
胡应麟最为著名的著作是《诗薮》,共20卷,分内外两编。内编是分体总论,外编(包括杂编与续编)则是自周至明,依时代为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诗薮》颇为

《诗薮》封面
完整、系统地表述了作者的诗学思想,远远超越了诗话发展前期的那种随笔、散论的性质,是集本体建构和作家作品批评为一体的诗学专论。胡应麟笃信严羽之主张,却不墨守严氏针对”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之弊病,而把诗歌与禅宗联系说诗之法,其说诗比较切实,在于其对用事之探讨,形独特且系统之看法。胡应麟论诗,从方法论上受严羽之影响。运用此种方法,纠偏黄庭坚之“脱胎换骨”、“点铁成金”,得出全新之结论。综其《诗薮》全篇,可见胡应麟有关“用事”完整理论体系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1、除以情景为诗歌模写之对象,用事亦另一之重要手段。
2、指出人在用事上之偏差失误,将情、景、事三者联系,并统摄在“”、“”下论述,以”风调”、“神韵”为用事之极致标准。
3、论“用事”贵浅显、易懂,或用句,或用意,咸臻化境;或减字,或添字,并无碍事。
其他著作有《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少室山房类稿》等37种347卷。[1]
3学术成就编辑
诗学观念
诗论核心
胡氏诗论不停留在一般的感悟式批评上,而是以此为基础,以周延的理性思辨来界定诗的本体特征。他的诗学本体理论建构中最集中地体现在“兴象风神”之说。
他认为:“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诗薮·内编》卷五)此系胡氏论诗歌创作本体特征的根本之论。在他看来,诗的基本要素就是“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而二者的关系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他又说:“盖作诗大法,不过兴象风神、格律声调。格律卑陬,音调乖舛,风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封面
神兴象,无一可观,乃诗之大病。“(《诗薮·外编》卷一)反复申明了他的这一诗学主张。“体格声调”之说,既是对明代初期复古派诗论家如李东阳、李梦阳等“格调”说的继承,同时,又是融汇宋代诗论家严羽等人的“辨体”观念而向前发展的命题。“体”可简言为体裁、体式。格即格调。声调即是指诗的声律。“格调”或“体格声调”,是明代从李东阳到“前后七子”最常用的论诗概念。而各人的运用又多有不同之处。归纳而言,则如袁震宇、刘明今先生所指出:“若细加辨析,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如体格、句格、律调、声调等主要指诗歌的体裁、句法、音韵、声律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其二如骨格、意格、气调、风调等则主要用来形容诗歌内在的气度、意蕴。”(《明代文学批评史》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主“格调”说者,要求诗歌体制上合乎规格,并强调声调的重要性。
体格声调
胡氏的“体格声调”与明代前期的主“格调”的李东阳、李梦阳等颇有一致之处,而又于“辨体”更多发挥了宋人严羽的精髓。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主“妙悟”,重“兴趣”,但又开诗歌批评中“辨体”之先河。《沧浪诗话》中“诗体”一篇,即是辨体专论。其中之“体”,一指体式,二指风格。如其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沧浪诗话·诗体》)此处当指体式。其后又有“以时而论”之“建安体”、 “正始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晚唐体”等,是谓时代风格;又有“以人而论”之“少陵体”、“太白体”、“李长吉体”、“山谷体”、 “东坡体”、“王荆公体”等,是谓作家风格。他自称“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沧浪诗话·诗法》)严羽明辨诗体之精辟详审,为宋元以后诗评家多所取法。方回、胡应麟、许学夷方东树等都可以说受严羽之启迪。胡应麟《诗薮》的诗学颇为缜密,其内编各卷即论诗之各体之兴替及“当行本色”。如言 “辨体”,《诗薮》可谓典范之作。
兴象风神
“兴象风神”在胡氏诗学中亦是基本命题所在。胡应麟屡屡以之评价、分析历代的诗作。“兴象”作为一个诗学范畴的提出,当推唐代诗论家殷璠。殷璠在其所编《河岳英灵集》中以“兴象”为论诗的重要标准。如评孟浩然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陶翰诗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兴”是指诗人在外界事物的触发下,因感生情,所谓“触物以起情,谓之兴。”(宋人李仲蒙语)象即诗的审美意象。兴、象合铸成一个诗学概念,则是指诗歌创作中以自然感发的方式来创造的审美意象。胡应麟在评汉诗时屡用“兴象”的概念,如说:“《十九首》及诸杂诗,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内编》卷三)在他看来,汉代古诗,风韵自然,取象时常常得之无意,如他所说:“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也,汉之诗也。

《胡应麟文献学研究》封面
”(内编,卷二)“得之无意”,正是“兴象”的取象方式。“兴象”之外,胡氏更重“风神”。如果说兴象更多地以之品评汉诗,那么,“风神”则更多地用来品评盛唐之诗。如他所说:“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中唐遽减风神,晚唐大露筋骨,可并论乎?”(内编,卷六)“风神”,指一种好诗所具有的风华神韵,类于严羽所谓“兴趣”。
二者关系
那么,“体格声调”和“兴象风神”的关系如何?胡应麟说:“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花与月也。必水澄镜明,然后花月宛然;讵容昏鉴浊流,求睹两者?故法所当先,而悟不容强。”(内编,卷五)大致可以说,前者在诗中,较实;后者在诗外,较虚,两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关系。“体格声调”是“兴象风神”的基础, “兴象风神”是“体格声调”的升华。在前者为必然,在后者为自由。胡应麟以从严羽那里秉受的“妙悟”“兴趣”,裨补了明代复古诗论家们”格调“说的偏颇。[1]
4藏书与研究编辑
著书立说
万历四年(1576)中举人后,久试不第。乃游于燕、吴、齐、鲁、赵、卫各地,搜讨古书、文物不间断,自称:“广乞明流、寻至故家、寻诸绝域”,遇佳本不惜重金,月俸不够,则典卖夫人簪环,或解衣以典当。建有藏书楼两间,名“二酉山房”,取秦末书生藏书于大酉山、小酉山的石洞中,得以避“焚书坑儒”之典故。所藏经、史、子、集、佛、道、类书、杂家之书达4万余卷,撰有《二酉山房书目》6卷,收录古籍42 384卷。分类在四部基础上,分为五部,将类书、佛、道藏书以及赝品古籍合并为一部,这是他认为“学问之途,千歧万轨,约其大旨,四部尽之”,类书是非书非史非子非集,佛道二藏为方外之说,而且数量之多,不宜再入子部;赝品古籍亦不宜与真书混淆,所以,宜另划为一类。王世贞作有《二酉山房记》,记其“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址,使避湿而四敞之”。谢肈淛说“求书之法,莫详于郑夹漈(樵),莫精于胡元瑞”。曾以低价收购了义乌藏书家虞守愚的旧藏,达万卷以上。
著述勤奋,征引广博。诗文承七子余风,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称为“末五子”。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记述和讨论了明以前典籍的收藏、整理情况,记录了明代的藏书、刻书、卖书的书业资料,其中《四部正讹》四卷,考证宋元明三朝古籍伪书最为详细。本书征引丰富,议论亦多高明,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见解。其《四部正讹》中把古籍的伪书析为若干种,各加辨订,相当详尽。后人谈及伪书,常用此说。此书对文学研究也有一些参考价值。书中论述小说、传奇、杂剧部分,尤有参考价值。[2]
小说史观
明代的小说批评家甚众,李卓吾金圣叹皆名闻一时,但真正能称起小说史家者,胡应麟一人而已。胡氏在小说批评理论上的建树似乎不及李、金著名,但就小说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李、金则远不及胡。故鲁迅先生撰《中国小说史略》,不但采胡氏材料极多,且基本观点亦与胡氏同。
涉及面广
所以把胡应麟称作小说史家,在于胡氏对小说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并不局限于一时一书,研究涉及的面极广,尤其是对古代小说的历史有相当宏观的认识和整体把握,小说史上的基本问题,他几乎都有所论述,称得上中国小说史学的开拓者。比如关于小说的本质与起源,
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提出“小说家”的概念,并列出十五家小说作品。那么这些所谓“小说”是些什么性质的书?与明代的小说是否同一个概念?胡氏云:《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异,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
关于《汉志》中的“小说”概念及所列的所谓小说作品的性质问题,是后世小说史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说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解决。胡应麟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这说明他已经在思考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它是怎样形成的,它的起源在哪里等基本问题。胡氏对《汉志》所列小说,逐条加以考辨,证其多非小说。他要说明的是,小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汉志》中的“小说”与明代的小说文体是不同的。他认为《汉志》所列小说的性质是“杂家者流,稍错以事”,尤其是《伊尹》、《黄帝》等,不论书名还是立义,都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小说不相类。应该说,直至目前为止,这仍然是较为准确的定位。有关小说的性质与功能,他是这样认识的:
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覈,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纪行》、《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万世公论具在,亦亡益焉。
他首先把小说的本质定位于文人墨客搜奇猎异的游戏之笔,而这种本质也就决定了小说的写作法则;然后分析了小说创作中的两种现象,肯定了小说有益而无害的一面。在这里他虽然重复了小说补史的说法,且并没有超出唐代刘知几的认识高度,然而他肯定了小说的存在价值,目的还是为小说争地位,用心是不错的。与此相联系,胡应麟还对小说的源头进行探索。他说: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汲冢琐语》十一篇,当在《庄》、《列》前,《束晳传》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盖古今小说之祖,惜今不传,《太平广记》有其目而引用殊寡。
类此,他还提出“《汲冢琐语》,盖古今纪异之祖”,“《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燕丹子》三卷,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飞燕》,传奇之首也;《洞冥》,杂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 等说法。祖者,始也,源也。胡氏的这些论点为勾画各类小说产生、发展的轨迹走出最初的一步,也是小说史学中最重要的一步。当然,他的这些结论是否完全准确,尚可存疑,但可以看出胡应麟的小说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时时不忘从史的观念出发。
对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胡应麟有清晰的认识,对小说的类型及其流变过程把握得相当准确,对小说发展的脉络相当清楚。他总结了从《汉志》出现“小说家”一说,至小说繁荣的明代之间的小说发展轨迹,对不同时期的作品加以对比,总结其特点,辨别其优劣,分析其得失。他说: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馀》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 此段议论概括由六朝至明的文言小说的发展,虽略显简单,却画龙点睛地指出了古代文言小说的形成、繁荣以至渐衰

胡应麟画像(图二)
等不同时期的创作及审美特征。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魏晋六朝与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时期的作品,即六朝志怪与唐传奇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二者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胡应麟运用对比的方法加以比较后精辟地指出:志怪的创作方法主要是“传录舛讹”,也就是记录传闻,不全是虚构之作;而唐人传奇则是“作意好奇”,也就是故意追求传奇效果而有意虚构。这正是二者的最主要也是最本质的差别,可以说其他方面的差别都是由这一点引起的。胡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因为表面上看,虚构与否只是个表现技巧问题,实际上也是个小说观念问题,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最关键的因素,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问题的中心。 他以同样的认识来看待唐宋小说的不同与优劣。历来的学者都认为,当唐传奇这个高峰过后,文言小说开始走下坡路,唐宋两朝小说也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胡氏又将唐宋文言小说多角度地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产生差别的根源仍然主要表现在虚实问题上。他认为宋人小说的特点是“近实”,也就是回到六朝实录的老路上去了,排斥虚构,结果导致文采不足的毛病。那么,何以唐人多幻设,而宋人多写实呢?他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说: 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与分析六朝小说与唐人小说的差别不同,他没有把问题停留在虚构与否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深究,把最终的原因归结到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身上,是他们的地位、身份以及创作才能的不同,才造成了作品审美风格的差异。作家只有对小说的虚构本质有所认识,才能在创作过程中大胆驰骋想象,编织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相反,如果死抱着小说实录的原则,对小说的本质还是一片糊涂认识,那么作家只能在记录传闻的狭小圈子里打转转,就很难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此外,语言风格上的差异,也会对作品的审美效果产生极大的

“胡应麟”的艺术作品
影响,“藻绘可观”的作品显然要比“彩艳殊乏”的作品更吸引人,也更能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他所说的“唐以前”,其实主要是指唐代。所谓“文人才士”也就是指唐传奇的作家大多是著名文人,诗文成就都很高,创作才能自不必说。而宋代小说作家正相反,几乎都没有什么文名,既乏唐代传奇作家的文学修养,又多受理学影响较深,所以作品的特点无非就是写实、说理而已。
对当朝小说,胡氏似乎不敢恭维,对《新》、《馀》二话他除了多次肯定其“幻设”的写作特点,而对其艺术上的成就评价并不高。不过他说的“益以俚俗”,倒应视为明人文言小说的一个新特点。所谓“俚俗”是指故事的世俗化与通俗化。宋元以来通俗白话小说大兴,它的观念和写法多多少少地对文言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胡应麟小说史研究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既有对小说史的宏观把握,又能对具体作品进行微观的考证分析,所以他的宏观把握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微观认识的坚实基础上的,有细致的分析与考证作保证,因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如他在《九流绪论》和《四部正伪》中用了不少篇幅考证《鬻子》一书的性质,因为存世《鬻子》就其内容来说应属杂家言,而《汉志》列于道家类,颇为一些人所困惑。胡应麟对《鬻子》的轶文加以考证后认为: 其书概举修身治国之术,实杂家言,与柱下、漆园宗旨迥异。而《汉志》列于道家,诸史艺文,及诸家目录,靡不因之。虽或以为疑,而迄莫能定。余谓班氏义例,咸规歆、向,不应谬误若斯。载读《汉志》小说家,有《鬻子说》一十九篇,乃释然悟曰:“此今所传《鬻子》乎!”盖《鬻子》道家言者,汉末已亡,而小说家尚传于后,人不能精核,遂以道家所列当之,故历世纷纷,名实咸爽,《汉志》故灼然明也。 他认为真正的道家著作《鬻子》早就亡佚了,《汉志》中小说家类的《鬻子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被讹为道家的《鬻子》。换一句话说,现存《鬻子》其实就是《汉志》所列的《鬻子说》,乃杂家言,应属小说类。这就解释了现存《鬻子》何以号称道家,却与道家迥异的矛盾。此外他对《汉志》中所列出的其他小说篇目,如《青史子》、《宋子》、《务成子》等也都进行了考证对比,以确定其性质。而对一些传统上并不认为是小说的作品,或史书不载之作,胡氏则根据明代小说观念大胆将其作为小说来看待。再如《山海经》在《汉志》中是归入形法家的,而胡应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说法,实际上认为它是小说作品,并对其成书提出怀疑: 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而其叙述高简,词义淳质,名号倬诡,绝自成家,故虽本会萃诸书,而读之反若诸书之取证乎此者,而实弗然也。 传统上认为《山海经》是大禹、伯益所作,是所谓圣贤之书,成为不少古代典籍取材的来源。但胡氏一反前人成见,认为恰恰相反,是诸书在前而《山海经》在后,是有人杂凑诸书以欺世人。虽说对《山海经》的成书问题,直到现在还有争论,但其非一时一人之作早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尤其是胡氏提出《山海经》在本质上实乃“古今语怪之祖”的观点,不但肯定了《山海经》实为虚构之作品,而且肯定了它对后世小说中的神怪因素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山海经》“叙述高简,词义淳质”的语言风格,以及卓然成家的重要地位。 此外,他在《四部证伪》中还考证了不少著作的作者、版本的真伪问题,其中也包括一些小说作品。比如某些向来被认为是汉人小说的作品,胡应麟就提出迥然不同的看法: 《神异经》、《十洲记》俱题东方朔撰,悉假托也。其事实诡诞亡论,即西汉人文章有此类乎? 《汉武故事》称班固撰,诸家咸以王俭造。考其文,颇衰薾,不类孟坚,是六朝人作也。 新说的提出不是出于无端的猜想,而是从内容的真实性与作品风格上加以具体的分析考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胡应麟对唐人小说比较偏爱,所以有关议论也较多,涉及面颇广,多角度地探讨唐传奇的成就。如前所述,他不但用对比的方法,肯定了唐人小说既高过魏晋六朝,又超于宋人的独特成就,又多次对唐传奇中的具体篇目予以考证、分析和评论。如有几处谈及唐人小说中的虚实问题: 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人亟当唾去,而诗人往往好用之。夫诗中用事本不论虚实,然此事特诳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横议可诛者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说,事大奇而不情,盖润饰之过,或乌有、无是类不可知。霍小玉事据李益传,或有所本。 红拂、红绡、红线三女子皆唐人,皆见小说,又皆将家,皆姬媵,皆兼气侠,然实无一信者。 这几则议论对传奇中的虚构似有非议,客观上表现了作者对唐传奇创作方法的认识,也就是他所说的小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把虚构作为主要的表现方法。“特诳而不情”、“大奇而不情”或“实无一信”,都是相对于魏晋写实观念而说的,并不意味着他反对如此。事实上,传奇正是因为运用了虚构的手法才取得了“藻绘可观”的艺术效果,这是他承认的,也是他全面肯定唐人小说成就的原因之一。
审美能力
胡应麟具有极高的审美能力,他往往以精简的语言评价小说作品,画龙点睛,切中肯綮。他这样评论《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孝标之注博赡精覈,客主映发,并绝古今。 前人曾对《世说》所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认为那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小说毕竟不同于历史。他精辟地指出:“《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 胡氏此论乃继承刘知几《史通》中的观点,即严格把小说与历史区分开,按各自的虚实原则行事,不能混为一谈。 难能可贵的是,除文言小说,胡氏还对当时正在流行的白话小说给予充分的注意,表明他对小说的兴趣之广,观念之新。对《水浒》,胡氏虽然不乏鄙夷之意,而对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又能实事求是地予以承认。从下面的这两段议论中,我们可以窥知他的这种矛盾心理: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 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第此书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用于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长,政使读书执笔未必成章也。 他在这里向我们透露出明代通俗小说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正统文人也加入读者队伍中来,成为下层社会村夫里妇们的同好。那么他们是如何被吸引过来的呢?胡应麟认为是通俗小说的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使然。他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对通俗小说的歧视心理,却又不得不赞扬《水浒传》非但情节的安排曲折有致,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分寸也拿捏得极好,充分发挥了通俗语言的功能,以至达到了“超出语言之外”的艺术效果,这才是小说不仅令“世人耽嗜”,连士子文人也成为其读者的真正原因。
小说比较研究
胡应麟还进行了小说比较研究,探讨小说与小说,小说与戏曲之间的关系,亦颇新人耳目。比如他考证《宣和遗事》与《水浒传》的关系认为: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自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 他的这个观点后来为小说史家所公认,直到现在我们谈到《水浒》的成书,就不能不说到《大宋宣和遗事》。他还驳斥了郎瑛《七修类稿》上的有关看法,如:“郎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大宋宣和遗事》不但文史不分,且文白夹杂,明为浅陋文人的杂凑之作,岂能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胡氏此话大有理。
再如他比较了《水浒》与《琵琶记》中的诗词韵语后评论说:《水浒》余尝戏以拟《琵琶》,谓皆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长空万里”等篇即词人中不妨翘举,而《水浒》所撰语,稍涉声偶者辄呕哕不足观,信其伎俩易尽,第述情叙事针工密致,亦滑稽之雄也。 胡氏把这两部作品加以比较似乎并不是出于文体的原因,而是从二者的相似之点发现了可比性,这个相似点就是“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虽然他认为《水浒》中的诗词韵语远不能与《琵琶记》相比,但对施耐庵的叙事技巧却给予很高的评价。
总结规律性结论
在宏观把握与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胡应麟总结出不少小说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例如关于小说这种文体的性质,虽然《汉志》最早是把它归入诸子类的,但此后大多数人将之与史联系起来看,认为它是“史官之流”,是正史的附庸,其主要功能也就是补史,所以它常被列入正史或书目的史部里。但胡应麟的看法与此不同: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 ;记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瑰《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必备见简编,穷究底里,庶几

《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书籍封面
得之;而冗碎迂诞,读者往往涉猎,优伶遇之,故不能精。 千百年来,小说的归类一直在子史之间窜进窜出,难以定夺,这当然与它的性质与写法有关。不同的人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认识,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归类。只要看看历代史书的艺文志,这个问题表现得很明显。胡应麟基本上把小说归入子书类,但又清醒地看到,它又同时带有经史的某些性质,因此它与其他文体的混淆是不奇怪的。事实上,新文体的产生形式多样,有的是分裂,有的是合并,有的是融合,还有的是借鉴模仿,所以不同文体在某些方面有所重合,应该是个必然现象。 面对着明代小说的繁荣景象,胡应麟也在思考背后的原因。小说自诞生就顶着一个“小道”的恶名,为经史家所不齿;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它冲破了重重包围,
以无法阻挡的脚步前进发展,以至明代达到繁荣。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在此之前,宋代的赵彦卫洪迈都对唐人传奇的产生与繁荣有所探讨,但他们还没有从更宏观的角度回溯整个小说的发展历史。就这一点来说,胡应麟的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闲掇之以为奇;辩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者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这确实是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小说自出现就为人轻视,所谓小道末技,君子不为,但它又能不断发展,至明代几乎取得与经史并驾齐驱的地位,其中的原因确实耐人寻味。胡应麟的观点看似很平淡,很直朴,但它明确揭示出小说艺术不断发展的真实原因;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正统文人不愿意说的。首先,他肯定了与其他文体相比,小说家独盛独传的事实,也就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小说取得的伟大成就。随着历史的发展,小说作品起码从数量上和普及性上早已大大超过了经史,这是个不能不令人重视的客观存在。面对着这个正统文人不希望出现的局面,应该作出怎样的解释?胡氏能够坦然面对,而且作出的解释也是令人信服的。他认为小说发展繁荣之关键不在于外力的作用,而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能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精神需要。我们知道在前人的小说功能论中,所谓“可观可采”多是指小说对治身理家的经世认识功能,唐宋人虽然指出小说也有资谈笑的娱乐作用,但一般不敢太过强调。胡应麟的不同是把这一点提到了主要位置上,作为小说艺术的实质问题来看待。他认为小说的神奇内容与虚构的写法,虽为圣人所不齿,却为俗流所喜道,也就是深受众多下层读者的欢迎,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还尖锐地指出,即使占少数的“大雅君子”,他们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其实也是小说的爱好者,只是不敢公开承认,偷偷摸摸地在背后阅读罢了!当然,正统文人的这种虚伪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不允许自己说实话,他们在这一点上不是自由人,所以不能不口是心非。就真心来说,正统文人与下层读者并无不同,虽然他们可能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但小说艺术的巨大吸引力他们同样无法抗拒,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的情形。既然小说的读者是如此之广,如此之多,它的影响力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它的发展繁荣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胡应麟对小说的分类,颇受小说史家的重视,在小说分类学的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早自《汉书·艺文志》始,小说分类问题被正式提出来,但那只是小说与其他文体之间的问题。当小说文体独立以后,人们开始关心小说内部因题材与写法不同而产生的分类问题。由于对小说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导致在小说的分类上存在着极大的混乱。唐刘知几曾从史家观念出发,把小说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等十类。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这十类大多不是小说,只有偏纪、逸事、琐言、杂记等几种更像小说。胡应麟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的分类方法: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苑》、《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以今人观点来看,此种分法仍然带有传统的史书艺文志的色彩,范围太过宽泛,实际上真正的小说也就是前三类而已,丛谈、辨订、箴规应属笔记之类。其实胡氏本人也对这种分类有存疑之处,所以他还同时指出“丛谈、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

《阅微草堂笔记》封面
两端举存,姑举其重而已”。志怪与传奇的区分,确实也是小说史上一个叫人头疼的问题,一直到现在也还有争论。据胡氏的分类法,志怪和传奇是基本上可以分得清的,志怪即偏重于写神鬼妖异,而传奇则偏重于写带有奇异色彩的人事。
另外,胡应麟还对小说中的诗词及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而前人似乎还没有谁注意到这个现象,应该说这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话题,反映了他的超前眼光。因为总体来说,传统的中国文体是韵散分开的,但至少从唐人传奇开始,小说中就加入了诗词的因素,而到了白话小说,诗词韵语逐渐成了作品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种结合是如何发生的?小说中的诗词有何价值与作用?胡应麟的议论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会有所帮助。他在《二酉缀遗下》中,以大量的篇幅搜罗了唐宋小说中的诗词并加以考证与评论。如他对《集异记》中的一篇铭文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唐人小说诗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异记》文彩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铭殊工。盖唐三百年,如此铭者亦罕睹矣,岂复生能幻设乎?余旧奇此作,读洪景庐《随笔》,亦以为青莲、叔夜之流,不觉欣然自快。 事实上,唐人小说之所以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诗歌的融入不无关系。宋人洪迈早就有这样的评价:“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应该说,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胡氏对后人的学步之举却并不看好,如他对《剪灯新话》和《剪灯馀话》中的诗词评价就甚低:“若今所传《新》、《馀》二话,则鄙陋之甚者也。二书骤读之,类村学究小知声律者,不足当大雅一噱。” 看来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诗,而在于有什么样的诗。胡应麟还兴致盎然地专门搜集了咏鬼之诗:“鬼诗极有佳者,余尝遍搜诸小说,汇为一集,不下数百首,时用以资谈噱。” 在《二酉缀遗下》中,他以大量的篇幅对这些鬼诗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加以分类,并对有些诗的作者出处加以考证,对它们在小说中的作用予以分析。 或云小说自古无史,有则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始。我们注意到,正是在鲁迅先生填补古代小说研究空白的这部巨作中,胡应麟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鲁迅不但多次引用胡应麟的论述,并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明显是借鉴了胡氏的说法。比如有关小说的分类、六朝小说与唐传奇之别、唐宋小说之别等,胡氏的观点都对鲁迅先生有重要的启发。这说明,胡应麟在古代小说史研究上的贡献,鲁迅先生早就注意到了,而且给予肯定并加以吸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胡应麟奠定了古代小说研究的第一块基石。[3]
辨书之法
胡应麟通过实践,写出一部辨伪专书《四部正讹》,在该书中,胡应

《四部正讹》节选
麟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八种方“辨伪八法”。这八种方法是:
(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即是说凡西汉以前的可疑之书,可用《汉书·艺文志》(因《七略》的大部分著录保留在其中)来辨证。
(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即是通过核对历代正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可知道某书何时见于著录,何时无存,以考察其流传的线索。
(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即是通过核对与某书作者同一时代人的著作,查看有无谈到或引用该书的地方。该书中人名、地名及一切名称与同时代著述是否相同。
(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即是核对后世的著作,查检其中有无引用或发挥该书的言论或观点。
(5)“核之文,以观其体”。即是从文体上加以核对,查检某书是否和所处时代的笔调相吻合。
(6)“核之事,以观其时”。即是从内容上加以核对,查检某书是否和所处时代的史事相符合。
(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即是核对作者,看其是否出于托古。
(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即是核对传播者,查明首先传播书的是什么人。
5后世影响编辑
胡应麟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以《诗薮》而引人注目,同时亦因其对小说研究之精深而被冠以古代屈指可数的文言小说理论家,凭借“于前人弗求异也,亦弗能同”的学术追求开近代意义上的戏剧史研究之先声。其小说思想兼容古今、熔铸时代精神与个人哲学观点,对小说特性功用的认识表明他对传统小说思想有所传承,他的小说分类集中体现了他对小说叙事性特征的重视,其小说美学思想的亮点为对小说艺术特征的发现。他的小说思想有助于小说的文体独立。他以考据学方法研究戏曲史,专注于探究戏曲本质。其戏曲思想是艺术的、审美的。胡应麟似乎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言的是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文学史论家,相反,他的小说、戏曲思想充满了对“唯教说”的解构,具有晚明思想解放色彩。[4]
6专求意象编辑
胡应麟是“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第一人。他的《诗薮》是明代中期一部重要的诗话著作,书中汇聚了其对历代诗歌作品的评价。胡应麟认为,意象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态,首次肯定了意象对于我国古代诗歌取得辉煌成就所起的重大作用。
胡应麟,字元瑞,浙江兰溪人,万历丙子举人,号少室山人,后又更号为石羊生,是明代中叶著名的诗论家,明中后期“末五子”之一。虽一生大部分时间疾病缠身,但他酷嗜藏书、阅读和著述,广涉书史,学问淹博,今存著作主要有诗论专著《诗薮》,诗文集《少室山房集》,论学专著《少室山房笔丛》。
胡应麟的诗论集中于《诗薮》一书。该书共二十卷,分内、外、杂、续四编。“其世,则自商、周、汉、魏、六代、三唐以迄于今;其体,则自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乐府、歌行以迄律绝;其人,则自李陵、枚叔、曹、刘、李、杜以迄元美、献吉、于鳞。发其椟藏,瑕瑜不掩”。[5]  《诗薮》一书以朝代为经,以诗歌体裁为纬,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由古代《诗经》到明嘉靖年间的诗歌框架结构。书中几乎包含了历代所有的诗歌形式与诗人,可以说是一部诗歌史。胡应麟在《诗薮》中先概述一个朝代诗歌发展的大体情况,然后列举诗人及其经典诗句,接下来给予四字或一句的简短评述。在对各种诗歌现象及其作品的评价过程中,胡应麟立足于诗歌的体裁特征,并适时地与前人的诗句作比较,或褒或贬,作出公允的评价,可以说胡应麟《诗薮》这部自成体系的力作,体现了胡应麟的诗学视野和论诗旨趣。
对于胡应麟《诗薮》一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一部“诗话”,得出“胡应麟对中国诗学逐渐走向理论化、体系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结论。笔者认为这倾向于以诗歌史的眼光来评判胡应麟的《诗薮》一书。对于学术界把此书归入诗话这一类别,笔者查阅了《新华词典》,其中给“诗话”一词下的定义为:“评论诗歌或记述诗人事迹的著作”。从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胡应麟《诗薮》的评判只侧重于从“诗话”中“诗”字去了解与把握,而对于“诗话”中的“话”字,则分量明显轻了许多。我们还应在“话”即“评论”上下点工夫。
笔者不太赞成把胡应麟的《诗薮》看成是诗话体,而认为是一部简明而全面的由商到明嘉靖年间的诗歌史,其中出现的若干带有评论性质的语句,比如“意象”这一古典诗学术语的运用,不是胡应麟通过若干的诗评告诉人们什么是“意象”,而是把“意象”作为一个既成的工具,用这一工具的目的是评历朝历代的诗歌。下文中笔者从《诗薮》一书中摘录了与意象相关的词句,采取归纳的方法,研究其中意象的内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胡应麟《诗薮》的意象说,笔者作了一个统计:在该书中,“意象”出现了8次,“兴象”出现了19次,“象”出现了1次(作为书名等其它意思的“象”不计入内)。这些术语分布在该书的内编、外编、杂编和续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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